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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人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傢一級雙雙咖啡中科店雙雙咖啡double 2加盟導演、配音演員、配音導演。話劇代表作《洋麻將》《甲子園》《老爸開門》《北京鄰居》《關漢卿》等。配音代表作《亂世佳人》斯嘉麗、《紅與黑》馬蒂爾小姐等。
印象 《北京鄰居》 外地人奮鬥史 唐燁導演的話劇《北京鄰居》將於8月3日到5日在天津大劇院上演。在此之前，該劇主創人員在天津大劇院與觀眾面對面，就“北京故事”與觀眾就創作問題進行分享與探討。《北京鄰居》改編自老舍文學獎獲得者荊永鳴的小說《北京時間》，被稱為“最暖的外地人北京奮鬥史”。該劇由國傢一級編劇傅玲改編、北京人藝導演唐燁執導，反映瞭北京本土與外來文化的沖突與磨合。 這不是唐燁的第一部話劇作品，卻是她宣傳最賣力的一部。四年磨一劍，唐燁為這部戲傾註瞭大量心血。她毫不避諱自己的“北京情懷”，也希望用真實的故事打動觀眾，獲得共鳴。 唐燁從來不用證明自己的優秀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初中時因嗓音好被發現，擔任央視譯制片配音的女一號。高中時自己創作、出演電視劇獲獎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進入北京人藝，有機會與眾多大導演學習、合作，而後走上獨立導演之路。唐燁說自己性格溫和，不喜歡爭搶。其實，隻管做好自己的她，卻發現一切水到渠成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唐燁看上去就是那種雲淡風輕的人，穿著舒適的棉質外套，頭發隨性地紮起來，總是未語先笑，因為配音演員的嗓音好，一開口說話又是那麼動聽。可以想象人們對她的喜愛，也可以聯想到眾多老藝術傢會對她贊賞有加、傾囊相授。對於各種指教，唐燁都收著，融會貫通成自己的本事。時間是一塊試金石，33年央視配音，26年北京人藝，唐燁的每一步腳印都踩在瞭國內的最高水平線上。遠看，她像是一位高人隱士，隻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；近觀，她就如自己戲裡的人物一般真實可愛。 在舞臺上看見胡同 看見院兒，看見屋裡頭 記者：《北京鄰居》的題材很切合時下社會，您在劇本選擇方面有哪些考慮？ 唐燁：我是北京人，又在北京人藝工作，對京味兒戲是很關註和著迷的。但是直到現在，人們一提起京味戲能想到的還是《茶館》和《龍須溝》，這些都是講過去的事兒。其實人們應該更關註當下，但很多作傢不願意寫當代，要麼覺得不深刻，要麼覺得有諸多問題需要規避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看到瞭荊永鳴老師的《北京時間》，覺得很驚喜。他特別客觀，沒有站在外地人的角度上使勁兒吐槽北京，也不是一個特別愛北京的北京人把外地人說得一錢不值。一個城市的發展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，缺瞭誰也不成。 這個戲裡的角色都特別真實。我們常說角色要反著演，比如演一個好人，就一定要找他的缺點，這個人物才能讓人相信。《北京鄰居》這個戲，把外地人的好與不好、北京人的好與不好，都放進來瞭，戲裡有一個角色叫“趙公安”，這人特別北京，說話不饒人。他有一句話說：“北京連廁所都讓你們這些外地人承包瞭。”可是他領著問路的人上廁所，還不忘問人傢需不需要手紙。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身上有好多毛病，但關鍵時刻他也伸出援手，比誰都熱心。這個角色寫得真是特別好，寫活瞭。 記者：從拿到劇本到正式演出相隔四年，這期間都做瞭什麼？ 唐燁：我們很認真地還原瞭上世紀90年代北京的城市風貌和北京的人文特征。這期間修改劇本也是一個大工程，集思廣益地加入瞭很多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邊的北京故事。包括演員的選擇，我遵循瞭一個原則：你是哪兒的人，就讓你演哪兒的人。舞臺上，隻要演員一張口，你就覺得對，是這裡面的事兒。你比如，“趙公安”住到房山去瞭。他跟別人說：“周口店啊，北京猿人你知道嗎，就離那兒特近。”結果對方不說遠反而打趣說：“哎喲，那您那兒挺清凈啊。”然後這個趙公安說：“可不清凈，空氣倍兒地道。”這就是北京人在一塊兒耍貧嘴，很生活。還有好多細節，我們的煙囪，到該出煙的時候就得出煙。當時，我給舞美提的要求是這個舞臺上要能同時看見胡同，看見院兒，還得能看見屋裡頭。於是我們自己做瞭一個手動的轉臺，就為瞭能讓觀眾看到全方位的佈景。 記者：有人說，看瞭《北京鄰居》會讓人想起曾經的《茶館》《龍須溝》或者《小井胡同》，對此您怎麼看？ 唐燁：都是京味戲吧。其實看是哪兒的戲，第一個，語言要特別地道；第二個，每一個城市有屬於它的特質。我認為北京是一個特別包容的城市，你看北京菜就很融合。我希望能表現出城市的氣質以及城市裡人的氣質，至少讓大傢看完能感受到，我是愛北京的。這裡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，我不想教育觀眾，隻想大傢看完能夠感同身受，看過笑過後，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就夠瞭。可能這部戲帶給“60後”到“90後”，每代人共鳴的東西不一樣，但至少我想告訴大傢，北京是一座溫暖的城市，是有溫度的。我們首演的時候，把劇本翻譯成英文，邀請美國使館文化處、意大利使館文化處的外國人來看戲，我們認為他們不一定能看得明白，結果他們笑得比我們還厲害，意大利人說：“這就是羅馬，羅馬就是這樣的！”我們感覺很欣慰。我希望自己能做那種可以留得住的戲，不是說票房特別火，轉年就沒人看瞭，我希望這個戲可以有長久的生命力。 跟隨蘇民導演10年 他幫我樹立瞭戲劇觀 記者：您是什麼時候進入北京人藝的？ 唐燁：我高中畢業考的中戲，中戲導演系畢業後就被分配到瞭北京人藝，先從演戲開始。特別幸運，我到北京人藝參演的第一部戲就是《茶館》，是那批老藝術傢的告別演出。第一年，我就上瞭七部戲，全是劇院的經典大戲。就在這個過程中，我慢慢有機會和林兆華導演、任鳴導演等一些藝術傢們學習。蘇民導演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，我跟他的劇組跟瞭10年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在戲裡隻演一個宮女，結果蘇民老師告訴我：“你回傢去看《資治通鑒》的第多少多少頁，要瞭解曹丕和曹植，才能演好宮女。”這種工作方式對我影響很深。這也是北京人藝帶給我的一種思路，直到現在我拍戲，也要找大量的史料、資料，也要和演員們一起體驗生活。 記者：您是北京人藝唯一的女導演，這個“唯一”，可見女導演很難做。 唐燁：這個，可能還真是建院以來第一個在編的女導演。我想大概是北京人藝的很多戲都是以男人為主吧，沒有女性角色的大戲是有的，但沒有男性角色的大戲，目前來看是不存在的。大概一定程度上，男導演相對比較大氣。說起女導演，我很欣賞陳薪伊導演，也是因為她夠大氣。 記者：您覺得北京人藝的光環還在嗎？ 唐燁：其實這個地位，我覺得更多說的是老藝術傢們那個時候。現在之所以說北京人藝在話劇界還不錯，一個是本身起點比較高，另一個可能是在全國話劇都不太景氣的情況下，我們還能保持著有一定水準的經典劇目，當然，還有相對穩定的觀眾群。其實不管怎麼說，我覺得北京人藝確實有自己的標準和要求，這點很重要。比如說全北京，一個晚上能有400多場大戲小戲同時演出，但是這些演出有哪些是說得過去、值得看的？沒有標準。所以，對我來說，也是隻能盡我所能管好自己，隻要是我接的戲，無論什麼題材，我都盡力做好，在這點上做到問心無愧。 記者：北京人藝的老藝術傢們對您有多深的影響？ 唐燁：在這樣一座殿堂裡，值得我學習的老師和前輩特別多。我有幸在2012年和藍天野、朱旭等老師們一起合作。他們對編劇、對導演的態度，讓我這個小字輩兒非常尊敬和受教，能感覺到那種精神和態度，對舞臺的敬畏。包括現在劇院裡和我合作比較多的濮存昕老師、龔麗君老師。濮存昕老師不會因為是劇協主席、副院長就對你怎樣，總是特別有耐心，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。所以我在這些老師身上學到瞭很多，現在我也非常願意把我知道的，或者悟到的一些東西和年輕人去分享。我想，這可能就是北京人藝的一種基因。 記者：您對當今時代的話劇發展怎麼看？ 唐燁：我覺得如果想往好瞭發展，那應該各種戲劇類型並存。一部分，一定要有經典劇目，不斷復排，像《茶館》這種經典劇目不能光“躺”在光盤上，應該讓更多的人走進劇場去感受。還有就是對這些經典劇目的現代解讀，也是一個需要共同探討的問題。第二部分，要多排一些貼近老百姓的作品，反映當代人的生存現狀，甚至是對婚姻、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思考，包括實驗話劇，等等。我覺得形式沒有必要統一，多種多樣最好，能吸引更多人走進劇場。 記者：如今人們對北京人藝熟知的演員，還都是中年演員和老藝術傢居多，您認為北京人藝的青年演員是否存在斷層問題？ 唐燁：其實我覺得這也有宣傳的關系，比如一個戲出來，幾乎所有的關註點還是在那些名演員身上。之前我們有個戲叫《天之驕子》，就是青年演員做主角。濮存昕老師在戲裡演瞭一個配角，宣傳當天，記者們還是圍繞濮哥做采訪。我們有些年輕人已經走到舞臺中央瞭，當然他們的演技和老一輩演員相比還有差距，但需要給他們空間和時間去磨煉。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沒有新作品。一些經典劇目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瞭青年演員的發展，即使演得再好，人們也說他和哪個前輩很像。 配音讓我的創作更重細節 一開口就得是這裡面的事兒 記者：您還是一位配音導演，通常配音導演需要做什麼？ 唐燁：一般來講都是譯制片的配音。其一，作為配音導演首先要瞭解整部作品，梳理你想表達的東西，還要符合國內的習慣和審美。在人物塑造方面，要有對原片的理解以及契合中國觀眾的聲音認知，比如外國很多女演員聲音沙啞，有時候放在我們的影視作品裡就不特別合適。其二，要清楚你所用的演員，他的聲音氣質要符合畫面上出現的人物，然後一起探討聲音的創作。說到這兒我有點兒感慨，現在配音的整體流程和以前大不相同。以前更接近於創作，現在某種形式上更類似於快餐。以前拿到片子，導演是要給演員闡述每個人物的，要用什麼樣的聲音塑造出什麼樣的角色。大傢反復推敲，對詞兒，就像排話劇一樣，然後才錄制。但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單條錄制，一個人進棚錄音，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演員是誰，隻負責把自己的詞兒說好。效率提高瞭，可是我總有一種快餐的感覺，就像以前是一爐高湯，現在就是快餐泡面瞭。 記者：所以您更喜歡以前的創作氛圍？ 唐燁：是的。當然我知道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。一方面演員的時間不好碰，要都聚到一起，會花更多的時間。現在國產劇我錄得很少，之前有過一次經歷，一到棚裡，錄音師交給你劇本就說可以錄瞭。我傻眼瞭，說我還沒有看劇本呢。錄音師說，沒關系，您張嘴說第一遍就是看瞭，如果錯瞭咱們再重新錄一遍。但我覺得，不應該是這樣的。 記者：您對聲音這麼內行，在話劇臺詞上，對演員會有特殊要求嗎？ 唐燁：有。我們一般會提前15天左右就做案頭工作，分析劇本、分析角色，然後請與這段歷史相關的專傢給演員們講解。然後才是一個個地摳詞兒。我是希望演員張嘴以後和人物是統一的，而且應該是對創作角色有幫助的。但是我倒不會一個個去做示范，那不成瞭我在表演瞭嗎？我不太會那樣做。我會和演員一起分析，哪個是重音，這個人物有什麼話語特點，等等，然後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再去揣摩。 記者：您平均一年能導演兩三部話劇，作品多，但人很低調，這方面有特別考慮嗎？ 唐燁：我是2012年才開始在北京人藝真正獨立執導話劇的，基本上是一年兩到三部戲這個強度。不管是院裡派給的任務，還是在外面接的戲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劇本。比如這次的《北京鄰居》，就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本子，所以才讓公司等瞭四年，我們來慢慢打磨和推敲。至於為人低調這個事兒，我是受人藝老藝術傢們的影響。老藝術傢蘇民老師，他隻參與首場演出的謝幕，還要站到演員的身後，從來不突出自己。他說：“作為導演我們要躲在演員的身後，讓演員們去接受觀眾的掌聲吧。”這樣的例子太多瞭，我記住瞭，也就自然而然這樣瞭。我是希望別人能夠更多地看到我的作品，而不是我這個人。 唐燁口述 藝術需要正確的打開方式 藝術需要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，我很幸運，在什麼都不懂的時候遇到很多良師，很多優秀藝術傢。我上初二那年，央視要錄美國電視劇《沒有聖誕樹的傢》，有人建議讓真正的孩子給劇中孩子的角色配音，所以劇組從央視少年電視演出隊（現在的銀河少年電視藝術團）挑出一些性格、語言條件比較好的學生，我和劉純燕等人就被選上瞭。那會兒我什麼都不懂，導演王明玉老師一句一句地教，她讓怎麼做就怎麼做。這一開始，就是譯制片，是一個高階的開始，一種質的提高。 高中時我就讀的北京二中有一個影視小組，學校請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老師，手把手教我們怎麼拍攝、怎麼導演。因為我導演瞭第一部中學生自己創作演出的電視劇《養吊死鬼的孩子》，還得瞭北京市中學生“銀帆獎”以及北京市十佳中學生“希望之星”稱號。人自信瞭，知道走上瞭一條正確路上，不會浮躁，也不用擔心。 1992年，中戲畢業後我來到北京人藝，先是被派到演員隊鍛煉，很快便進入《茶館》劇組，扮演老掌櫃的孫女小花，親身經歷瞭1992年那一場老藝術傢們的《茶館》告別演出。後來參與瞭《紅白喜事》《小井胡同》《旮旯胡同》《蔡文姬》《鳥人》《金魚池》《阮玲玉》《日出》等二十來部北京人藝大戲的演出,讓我受益匪淺。 其實我本人比較隨和，做事也很隨緣，不爭不搶。有時候有什麼需求或者想法，也可能不好意思跟別人說，更不好意思拒絕，但是有一點，既然選擇要做，我就會盡全力把事情做到最好。我就是這麼一個人，一直認為並不是我有多麼好，而是這些優秀的老師在影響我、引領我。所以我很希望把老藝術傢們的專業和精神傳承下來，還有我自己悟到的一些東西，用平等交流的方式，傳遞給現在的年輕人。 這兩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，就是在中小學普及戲劇知識，大概走進過一百所北京的中小學校，還有幾所高校。北京人藝有個戲劇博物館，也在專門做普及工作，每次隻要叫我去，我都會參加。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，可以讓更多的人喜愛和正確瞭解戲劇，明晰標準，有的放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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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日報報業集團法律事務部2010-1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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